北京故宫博物院日前接受了一次不同寻常的捐赠，所捐文物既非古代玉瓷器、也非名人书画，而是见证了抗战岁月里“故宫国宝南迁”历程的重要物证。

    这批包括“北平故宫博物院理事长印”等在内的１５０件文物是由曾在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已故著名玉器鉴赏家那志良教授的后人捐赠的。

    从台北赶赴北京参加捐赠仪式的那志良的儿媳王淑芳介绍说，在故宫国宝近１５年辗转南迁的过程中，那志良始终与文物同行，直接参与了这些珍宝的保护、运送与整理工作。

    １９３１年日军侵占东北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曾将１３０００多箱故宫的珍贵文物迁出北京，运到上海、南京暂存，后战事扩大又将其转运至四川、贵州。直到抗战结束，这些文物才陆续被运回南京。

    据王淑芳介绍，在整理故宫珍宝准备南下的过程中，那先生可谓煞费苦心。为了使大量的玉器、瓷器不被损坏，装箱时他将“每件瓷器用棉花隔开，分别用草扎紧，成为一个整体，再入箱中塞紧”。

    她说，在那先生的记忆里，石鼓的装运最能体现工作人员的智慧。石鼓是尽人皆知的国宝，一向存在国子监，当时随同故宫文物一同南迁。鼓上的字在石皮上，石皮已与鼓身分离，敲起来有“嘭嘭”之声。运装之后，如果石皮落下来，石鼓就毫无价值了。

    “经过苦苦思索，他们想到了使用韧性很强的‘高丽纸’，用水浸湿后覆在石鼓面上，用棉花将纸张按进字口，干了后鼓面上的字就贴紧在石身上了。然后，再打包装箱，一路上都安然无恙。”

    １９３７年，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这批文物分三路从南京疏散至后方：南线，最重要的８０箱文物经南京、长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９３６９箱文物由水路经汉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７２８１箱文物装火车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另有２９００箱留存南京。

    “每条线路，爸爸都参与了。抢运的工作是在炮火之下进行的，在码头或车站的时候，一有警报，大家就马上躲起来，藏在火车下或是屋檐边，警报过去又出来继续工作。”王淑芳说。

    她说，很多情形，那先生后来回忆起来都心有余悸。南线８０箱文物刚运离长沙，长沙的火车站就被炸了，他住宿过的湖南大学也遭到了轰炸。宝鸡也被炸了，原本打算用来贮藏文物的两个山洞被震塌了。同样，成都的文物刚运走，敌机就来了，片刻之后春熙路就被埋葬于一片火海中。

    “故宫文物南迁，可谓有惊无险。每当回顾这些经历，爸爸常说，因为古物有灵，人才能平安，物也无损。”王淑芳说。

    除了逃避战火，负责押运文物南迁的工作人员还要同蚁害作斗争。抗战结束后，文物返都，重庆南岸向家坡被选作文物临时集中地，那里白蚁极多。“为防止白蚁由箱架穿孔直接进入箱中，他们在每个箱架之下垫上一块鹅卵石，白蚁要想进入箱体，必须在鹅卵石上用土筑成隧道。他们就伏在地上，挨个查看每块鹅卵石上有没有白蚁隧道，通查一遍要半天，每天检查两次。”

    文物的运输和保存虽然辛苦，那先生却在东奔西跑中把押车当作旅行，认为是件“极饶兴趣的事”。事实上，为赶运文物，他并没有时间去访古，途经之处的民情特产则让乐观的他体会到旅途独特的乐趣，成为宝贵的记忆。

    曾经参与故宫文物南迁的许多人都去世了，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越来越少。那先生所收藏的照片、文书和信件，以及这些资料所串联起来的一个个故事，为人们勾勒出文物迁移的一个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