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谁保护城市遗产多年以前，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我去参加一个旧区改造讨论会，说是去参加，其实只是去旁听。参加的人，不是区政府负责土地和规划的官员，就是同济建筑学院的教授们，那时，《上海的风花雪月》正在热销，教授们觉得我也许对这样的城市改造问题有兴趣，也有话要说，就将我也邀上。

    长条桌上

    规规矩矩地铺上烫过的白桌布，每人面前都有削尖了的铅笔和一叠白纸，投影仪上一张张地翻动着那个地区的地图，建筑的现状，历史沿革，教授指导探察小组做的评估报告要点，改造的建议和计划。那是很正式的会议，像正式的外交会议那样，教授们坐在桌子的一边，官员们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我拣了桌尾的椅子坐下，我想，那是既不是官员，也不是教授们的座位，是旁听者的。

    在那次会上，我见到张松，他那时刚从日本的东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学的就是历史名城保护和改造。是因为张松，我才第一次听到建筑里还有这样的专业，从小看着上海凋败的老房子长大的我，因为它们的凋败气息而爱上这个即使是从小长大，还是感到陌生的城市，我对张松所学的专业充满了敬意。他坐在最靠近投影仪的地方，管着一大叠透明的胶片纸。还有当时的同济副校长郑时龄，他是法兰西科学院的院士，他关于上海建筑的专著，是我当时读到过的最精准的专著，他书里的照片说明，张张都注明了出处，都有准确的说明文。他主持过许多上海重大的建筑项目，对上海的建筑了如指掌。他旁边坐着一位老夫人，她是同济最资深的建筑学教授罗小未，是郑时龄教授的导师，她缓缓地在说这个地区建筑的文化价值和建筑史的价值。在上海，大概她是唯一的一位在圣约翰大学学建筑的本地人，一辈子熏染在上海和它的建筑里。

    从来，我是觉得写作的人是很不自由的职业，世界上并没有一块土地，给过作家在创作上绝对的自由，专制的国家思想难自由，自由的国家却有金钱和市场对作家无所不在的钳制。从我打算当一个作家的少年时代开始，我的母亲就一直表达着对我选择的职业的遗憾，她希望我做与科学相关的工作，对人类有用，离思想远远的。如果我能成为一个更冷静的人，她希望我当医生。如果我希望有所创造，她则希望我当一个与绘画和音乐相干的行当：建筑师。我出身在一个民主的家庭里，父母有自己的设想，但从不阻止孩子的选择。我成了一个对建筑师怀有梦想的作家。但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吃惊地发现，原来建筑师们，也有与作家一样的痛苦：不能自由地实现自己认为值得奋力实现的理想。

    坐在桌子这边的教授们一遍遍地陈述着保护这个街区的必要，他们手里的激光笔射出红色的小点，点住平面图。他们每栋房子，每块窗子，每个阳台地争取将它们保护下来，不要改造掉。当然，这需要花更多的钱。这钱花下去，看不到什么政绩，因为没有起高楼，没有公共雕塑，也没用玻璃幕墙，只是将那些破旧不堪，梅雨季低低飞舞着白蚂蚁的房子弄得干净和结实了，将1940年代在美国运回来的玻璃窗留下来了。

    桌子另一边的官员们手里的激光笔也在那些房子和花园上点点划划，这栋房子已租给外省驻沪办事处，有固定的收入。那栋房子有台湾人看中了，正在考虑出售。官员们考虑的是本区的收入。即使是先期投入，也要考虑将来的回报。将这个街区从改造变为保护，将原先的居民动迁走要用钱，修整这些老房子所花的钱，比造新房子可要贵得多，要是政府用了这么多钱，却不知道它经济上的回报在哪里，有多少，年初怎么向人大交代。“要么，保护性修整以后，将它们卖给能买得起的阔人们，他们有钱，可以好好继续保护这些房子。”官员中的一位，务实地提出一条思路。

     “我们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不是为了少数可以住得起这样房子的人，而是为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风格得到保存，城市的居民都有机会进到这些房子里来。”这就是张松在投影仪旁边，等官员们都说完了以后说的话，“我们大概要先明确保护城市遗产的目的。”

    但他的声音被经济方面的疑问再次淹没，我看到他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了。

    那次会议以后，我总是愿意为同济的教授们做我力所能及的任何事。我大哥的孩子终于实现了我母亲的心愿，成为同济建筑系教授们的学生，那时，上海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保护历史风貌的重要性，官员们对改造不得不小心谨慎，再三请教本地的建筑教授们。我送他去上大学，对他说：“你好好地学教授们的道德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