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上世纪二十年代源于欧洲的文艺“达达”运动以其混乱、无序、反系统化和藐视成规而著称，“达达”几乎已经是非理性与虚无主义的同义词了。

    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个波及视觉艺术、文学(主要是诗歌)、戏剧和美术设计等领域的文艺运动，达达主义以反叛和颠覆而著称，给当时的艺术界以极大的冲击，它最早诞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1916年，在苏黎世的伏尔泰酒馆里开始，20年代初在巴黎结束。达达主运动持续时间不长，波及范围却很广，对20世纪的一切现代主义文艺流派都产生了影响。

    2006年年初，蓬皮杜艺术中心2200平方米展览厅里的1500余件作品，仿佛让整个巴黎又重新听到了达达主义的喧哗。这是世界上达达主义艺术作品最集中的一次展示。

    厦门湖滨南路这家群众艺术馆，永远与20年前那场震惊中国美术界的事件联系在一起。20年前，西风东渐，“达达”的影响波及到中国的厦门港，1986年9月底10月初，厦门一群从事艺术的年轻人以“达达”的名义聚集于厦门群众艺术馆，他们展示了改装作品并予以焚毁“厦门达达”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在当时的这批厦门青年中，今天已很难去细究90年前肇始的“达达”运动首先拨动了谁的心弦。“厦门达达”最终是一次群体性的艺术事件(尽管它宣称是反艺术的),这次事件通过黄永砯、林春、林嘉华、蔡立雄、焦耀明、俞晓刚等人的推波助澜获得了全国性的影响，当时的这批厦门青年揉和西方反艺术诸家(如杜尚、约翰。凯奇)、维特根斯坦哲学、中国禅宗作为行为纲领，在创作中大量使用实物拼贴、现成品等非艺术材料装置空间，其锋芒直指艺术本体，对习俗所认为的艺术体现自我情感、艺术家的崇高与终身制、艺术与权力的关系多有质疑和反省。

    在“厦门达达”期间，发生了中国最早的行为艺术，整个行为至今仍完整保存在录像及照片文献里----黄永砯、林嘉华焦耀明、俞晓刚等人选择了厦门湖滨一处荒无人烟的旱田，做为他们的实验场。这是一个艺术家群体偶发式的行为活动，在群体行为的间隙，黄永砯身着一用鞭炮改装过的长裤出场，长裤上密布细孔、鞭炮的引信由内引到裤外，黄用烟头逐一将鞭炮点燃，完成《鞭炮裤子》行为的实施。偶然性、与周遭环境的互动性贯穿于活动始末，活动的参与者对行为艺术的领悟，经受住了时光之手的翻检，至今仍具备难于言传的直接冲击力。

    “达达”将无序与混乱带给了这个世界，这对于僵化和教条是一剂解药，而将“达达”与中国禅宗挂上钩则是黄永砯的发明。或许“达达”的反主流意识一开始即与黄永砯存在心理上的契合，对于这位组织者与实践家来说，“达达”与禅宗可谓异名而同实，任何一种艺术教条都可以颠覆，由此他曾经展开过一系列诸如反矫饰主义、反表现与形式主义、反艺术与反艺术史等实验活动，这些活动充满了对材料的施暴、语言的冒险，正体现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 “触摸语言边界的冲动”。

    黄认为“创造性的东西不可能独立存在”，这显然得自于语言符号价值论的影响，他将美术界自诩的“创造性”称为“浪漫主义的最后一滴水分”。 多年以后，黄在说起“厦门达达”时， 再次肯定了达达与禅宗，即与怀疑论的渊源，但怀疑与无序只是一时的倚仗，一种完全彻底的达达终究是不可能的，窃以为“达达”的虚无之于黄永砯绝对是策略性的，通过“达达”的虚无，然后又对这种虚无加以埋葬，这双重否定实际上指向一种新语言的建构――移居法国后，黄永砯的工作有了转向，由其洗衣机搅拌印刷品的系列作品开始，一堆堆烂糊糊如呕吐物状的纸浆便获得触目惊心的效果，而随后的一批巧妙结合了文化差异、精于利用空间的装置作品，将语言建构工作推向极致。

    尼采曾激励世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可无所追求。今日我们回顾厦门“达达”，除了惊异于其使人不安的前瞻眼光以外，还希望从其虚无之中有所领悟，为今后的创造寻找地基。在厦门“达达”焚烧作品的过程中，黄永砯写下令人困惑的一段话：“…如果说展示作品是守灵，而火化则令人兴奋。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就象邪片对于人，不消灭艺术，生活不得安宁，但不安宁比安宁更符合生活。达达死了，火小心。”将不安与艺术的功能相提并论，显然搔到了痒处；当艺术将持续的不安与烦扰带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的反应会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世界撇开艺术，我们的生活还能够继续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