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该市场艺术品拍卖指数回报率分析，您的这件拍品目前定价在300万元比较合适，否则会偏高，有溜标的危险，”在清华大学的讲座上，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金融学教授梅建平用这个例子回答“艺术品拍卖指数有什么具体作用”。

    实际上，逐渐被西方投资机构和媒体认可的“梅／摩西艺术品指数”已经发挥了这样的作用———尽管是“事后诸葛亮”———几年前，莫奈的作品《睡莲》在拍卖公司拍卖，估价为1000—1500万美元，其结果是溜标。这幅作品在1979年以71．5万美元买入，在卖出时，梅建平根据他的“梅／摩西艺术品指数”的回报率计算，其价格应该在540万美元左右。“当时拍卖行为了争取到这件拍品；底价定得偏高，定价的不合理直接导致该作品溜拍。”梅建平说。十几年前，梅建平和他的同事摩西教授共同创建了反映西方绘画作品市场走势的梅／摩西艺术品指数。

    建立数据库

    跟踪同一件艺术品重复交易的记录，并由此构建科学的艺术品价格指数。

    构建艺术品价格指数首先需要建立一个数据库。收集数据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比如，一次拍卖会，100件拍品的平均价格；然后收集下一场拍卖会100件拍品的平均价格，以此类推，得到的数据即可作为对比。但由于每一件艺术品几乎没有共性可言，不同拍品，哪怕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其价格没有可比性。也有人对这种平均价格做一些调整和纠正，仍然摆脱不掉强大的人为因素在内。梅建平选择了麻烦但却极有说服力的方法：跟踪同一件艺术品重复交易的记录，并由此构建科学的艺术品价格指数。

    由此，梅建平和他的团队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追踪纽约艺术品拍卖市场从1950年到2004年的拍卖纪录，并从中挑出8000多对重复交易的数据；之后每年将有250—300对新的数据补充进来。根据同一件艺术品买卖的价格差，来计算这一段时间的投资回报率。比如，1890年，当时的世界首富范德比尔德购买了英国画家特纳的一幅油画，花了27000美元；这件作品有着详细的交易记录：1808年被一位英国律师购得，1842年其子在伦敦以170英镑拍出，6年后，卖至550英镑；1890年再次拍卖，范氏以7100英镑，相当于27000美元购买了该作品。类似这样的数据是梅建平构建指数的根据。他把所得的数据分为三类：美国画派，即美国本土艺术家1650年到1950年创作的艺术品；印象派和现代派，即1875年到1950年的西方油画作品；古代画派，即1200年到1875年西方早期古典画派作品。通过对梅／摩西指数的分析发现，美国画派的投资回报率要高于其它两类，“从上世纪50年代起，美国发展为超级强国，收藏家开始重视本土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目前的发展速度，5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买中国艺术品应该有很好的回报。”购买价格最高的艺术品，回报率比较便宜的艺术品要低。

    如果说梅建平的这个结论很顺理成章，那么另外一个结论则出乎意料：购买价格最高的艺术品，投资回报率比较便宜的艺术品要低。这恰恰与投资顾问的建议相反：购买最贵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能最有效地保值。但指数显示，购买中低端价格艺术品，获得的回报率常常高于购买最贵的名画的回报。“因此艺术品投资市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高不可攀，反而会更加民主一些。”

    投资风险

    实际上比起股票市场，它的波动性较大，风险也稍大。

    投资艺术品并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实际上比起股票市场，它的波动性较大，风险也稍大。比如，根据该指数，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从基准值100开始，在1990年为2476，达到了顶峰，在以后的四年里下降了20%；截止到去年，艺术品价格完全恢复，达到了2566的水平。另外一个角度显示：从1875年至1999年，美国艺术品的年均回报率为5.6％，高于政府债券4％的回报率。在同一时期，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了11.1%，标准普尔指数上升了12.4％。而在过去50年当中，美国艺术品投资回报10％，仅略低于标准普尔指数（10.4％），但高于同期国库券、国债、黄金的投资回报率。需求是由财富决定的，梅建平跟踪了从1982年开始，《福布斯》杂志公布的全世界400个最富有者财富增长幅度。随着他们财富的增长，对艺术品的需求程度也随之增长。随着需求曲线的右移（增长），必然价格上升。同时，每年都会有大量著名艺术品被捐赠到博物馆里面，实际上供给的曲线却在往左移动（减少），财富增长的速度加上艺术品贡献到博物馆的速度，与艺术品长期投资的回报非常接近，同时与其价格上涨的幅度也很接近。“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也许感受得更直接一些，”梅建平说，“1890年范德比尔德的身价是9000万美元。他花27000美元买了当时世界上最贵的一幅油画；而2004年，全世界最贵一幅毕加索的作品，卖出1亿400万美元，按照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身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要买当前最名贵的画，盖茨出的钱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