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爱好收藏奇石，有人偏好搜集美玉，有人喜欢博揽古瓷，有人钟情独占书画，但是高碑店有位独爱匾额的姚远利，向我们娓娓道来他收藏匾额的故事。

    如果说匾是老姚的最爱，那么砚可谓是他们之间的“红娘”了。1993年，姚远利开始收集砚台，十多年中收集的五百多方各式砚台，其中不乏一些状元、举人、官员所用之砚。渐渐的，通过砚这一中国古代文化的载体，老姚开始了对中国另一历史传承——匾的接触和认识，并且至今已藏有五百多方珍贵匾额。

    相对于砚和匾的比较，老姚有着自己的见解：“砚台是藏于密室只供个人赏玩，而匾额则是昭示于众并有着很强的社会性、历史性、文化性。”在姚远利的眼中，一方好匾可以价值连城。

    第一方匾

    老姚的匾额多是与中国古代科举相关，而他收藏的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正是科举考试废除之后，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孝廉方正”最早见于汉代的荐举选拔制度，清时为区别于进士科(常科)的另一种制科选拔，其考试时间非进士科的三年一次，而是根据皇帝特旨及国家对特殊人才的需要不定期而设，考中之人与考中常科之人一样也铨选为官。老姚说，这块匾因涉及到科举制度结束后人才选拔的方式，所以较为难得。正是这方匾，让姚远利开始将匾额的收藏集中于与科举相关范围之内。至此，老姚开始了他对于科举匾额的执著追求。

    最钟爱的匾

    当被问到自己最为钟爱的一方匾时，老姚笑了笑，毫不犹豫地提到了“六道圣谕”。此匾为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发全国的六条圣谕：“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据说，这是当时户部奉旨颁布的圣谕，旨在安定社会，赞颂良好品行，并要求颁行全国，城镇里坊都要悬挂，定期宣讲。然而，这块文物价值极大且后来又是老姚最爱之匾，却是当初从十里河古玩市场无意之中淘回来的。他最初看到这块匾时觉得很不起眼，既没有上漆，边框还是修过的，而且当时根本不知道这是哪个皇帝哪年颁布的圣谕。在很多乱七八糟放在一起的匾额中，老姚翻了几遍，都没有把这块品相不很好的匾放在眼里。直到后来，觉得这方匾有宣扬教化功用蕴含其中，尽管当时手中没有相关详细资料，老姚还是凭着直觉买了下来，拿回来后也只是放在一边再没有理会。直到有一天看到一篇文章“明朝那点事”中谈到六条圣谕，老姚才突然意识到这方匾的价值所在。

    之后，老姚又留心收藏到了与此匾相关的“木笃”和“委牌”，心中的喜悦自不必说。木笃其实就是一个大铃铛，如若舌头为木质即为木笃，舌头若是金属制成，则叫金笃。木笃用于文教，金笃用于武斗。官员宣讲朝廷圣谕时手拿木笃，同时宣讲官员亦被称之为木笃，负责宣讲圣谕的这一职务也被称之为木笃。“委牌”是纸张的木笃委派状，老姚收藏的这张委任状是乾隆十四年湖南长沙府浏阳县罗魁廷上任木笃时所颁布，上边还详细说明了“木笃”应该具备的品性德行、任职地区、职责范围、奖惩规范等。委任状不像房契、地契那样为人们所悉心保存，所以能留到今天实属不易。老姚说：“这三件实物(六道圣谕匾、木笃、委任状)放在一起，就将中国古代匾额的宣扬教化作用完整阐释，所以这么多匾额中，我一直对这‘六道圣谕’情有独钟。”

    不可错过的匾

    相对于其他收藏，匾额似乎得来更难，但是老姚却说：“有些东西得来其实很容易，只要找到就不难得到；但是这里有个问题，如若当时碰到了没买，那么这一错过可能就再也无法拥有了。”

    老姚的一块“成化圣旨”匾额便是如此。此匾为一方明成化四年(1468年)国家表彰黄彦澄赈济乡民、抗灾义举的圣旨匾额。2004年时，这方匾最初为安徽博物馆看中，但因价格偏高，犹豫未决。然而老姚第一眼看到此匾之后，便在心中叹道，此匾绝不可错过。老姚据其书体形式，知道这块匾应为官方颁赠，这在目前存世的圣旨匾额当中甚为少见。后来安徽博物馆得知这块匾被老姚买走之后，还一度希望能够加钱再买回去。

    当然，老姚也有错过匾额而最终留有遗憾的时候。那是一块曾在市场上见到的明代著名理学家王守仁题写的“刺史堂”匾额，当时因为此匾不是原匾，为明代晚期重修，所以迟迟未下决心购买。几天后再去看时，已经失之交臂。自此，老姚再没有见到王守仁的匾。

    最有意思的匾

    老姚的收藏中有个“会馆”专题。会馆是明清各省及府州县为本季来京参加科举会试的举人解决食宿而设立。因会馆的原木匾额已基本绝迹，所以会馆匾便更显珍贵。老姚的“黄安会馆”匾正是其中一方。黄安为今湖北红安县，是董必武、李先念等人的故乡，据说当初拆会馆时，该匾被无知的工人拿回家当床板使用，这一用就是几十年，一直到此人70多岁去世后，老姚才几经辗转收藏了此匾。

    此外，老姚的收藏中还不乏和珅为江西一道观三清大殿所题之“炽日玄月”匾，李鸿章代表政府为表彰南洋华侨抗震救灾所题之“尚义可风”匾……每一方匾都蕴含一段珍贵的历史，每一方匾都承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