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富比拍卖公司最近做了一项调查，把全球国际艺术品市场上1950年后出生、单件作品成交超过百万美元的艺术家列了一个名单，其中中国艺术家有9位，占到全球这一类艺术家总数的32%，居世界第一。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拍出了比许多西方在世的大师作品还高的价格，这既令人振奋，又发人深省。思考的结果之一，就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当代艺术？中国当代艺术有没有标准？如果有，标准由谁来定？进而追问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

    其实所谓当代艺术标准问题的讨论，并不是真的要给当代艺术定下什么标准，因为当代艺术一旦被某种准则所束缚，它就会失去应有的活力，而变得僵死。有关标准问题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文化的话语权力的讨论；对什么是当代艺术的追问，就是对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话语的挑战。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中国国力的日益强盛，中国艺术在国际上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问题是我们说什么，怎么说。中国当代艺术品价格在国际市场上的节节攀升，喜忧参半——喜的是中国艺术终于能够堂堂正正地活跃在国际艺术舞台上，尽管市场只是这个舞台的一小部分；忧的是艺术市场上流行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评价体系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观念和西方的价值标准建构起来的，因为西方人喜欢而进入市场，并借用市场进一步推广和强化这种观念和标准，中国当代艺术仍然只是西方的附庸，而缺乏文化上的主动性。

    有关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其实首先涉及的是当代艺术的定义，这个问题又恰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画、水墨画不是当代艺术，所以才会有在水墨领域中的不断革新，如抽象水墨、实验水墨等等。在西方艺术史中，当代艺术已经成为西方艺术史语境中的一个部分，以致大多数生活在那个语境中的人们非常容易了解什么是当代艺术——它既是西方艺术在编年史上的延续，又伴随着西方新观念、新思潮的不断发展。而对于非西方人来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强权使得许多人认为当代艺术只有一个西方标准。中国当代艺术也面临同样的窘境，有些年轻的艺术家甚至提出了所谓“当代艺术本土化”的口号，认为西方当代艺术引进后，应该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就像当年引进IBM和微软，先引进，大家都用上了以后再加以“汉化”。这无疑是把中国当代艺术看成是西方艺术的“技术引进”。如果我们承认西方当代艺术是西方艺术史的自然延续，那么，我们也应该把中国当代艺术看成是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自然延续。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承认了当代艺术不是唯西方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当代艺术。在这样的语境中，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判断才会沿着自己艺术史的逻辑发展来行进，而不是片面地采用西方标准。

    当然，市场和收藏是进入历史的必然途径，由于国际艺术市场被西方的收藏家、批评家和策展人所引导，他们按照他们的评价标准来推介中国当代艺术，并把早年的低价收藏不断推到市场，且不说这种市场行为能够从中国人这里赚回多少钱，至少这种价值标准已经对中国当代艺术产生了影响。今天迎合市场的“中国制造”的艺术品每天被高效率地生产出来，正因为如此，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标准的讨论变得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的文化权力理所应当掌握自己手中，过去是，未来仍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