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2日，就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前三天，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准备从东北逃往日本，在浦仪随身携带的行李中，有一批稀世珍宝，是当年北平故宫内秘藏的历代法书名画，数量多达一百余件。七天后，溥仪在沈阳被截获，这批随身携带的古玩书画也一同被收缴。1952年，就在当时的东北文化部对这批书画进行整理鉴定时，37岁的研究员杨仁恺从中发现了《清明上河图》。在中国画史和明清以来有关笔记中，人们对《清明上河图》历来都极为重视，然而，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自北宋以后就失传了，几百年来，人们对它的真实面貌，始终一无所知。民间流传着许多名为《清明上河图》的仿作，大同小异，他们临摹的是否就是张氏原作，多年来一直是个谜。杨仁恺的发现，使消失了八百多年的旷世巨制再一次呈现在世人面前，消息一经传出，举国轰动，从此，杨仁恺的名字便与《清明上河图》连在了一起。

    主持人：您是怎么发现《清明上河图》真迹的？

    杨仁恺：事实上，当年溥仪准备出逃到日本的时候，他所带的《清明上河图》不是一件，而是三件，在这三件当中，他也不知道究竟哪个是真的。后来他带的这一百多件东西由东北人民银行转给了东北博物馆收藏。1952年清理这批文物的时候，我也去了。当时我正好在东北文化部工作，我记得，当时我到那儿一看，发现工作人员在初步整理的时候，把画得很工细的明朝苏州《清明上河图》的片子选了出来，而真正的《清明上河图》却被放在旁边，没有被选上。

    主持人：在那之前您见过《清明上河图》原作吗？

    杨仁恺：北宋“靖康之乱”以后，《清明上河图》就从宫里流失出来，不知去向了。在那之前我也没有见过原作，只是在文献里看见过。

    主持人：您自己也没有看到过原作，怎么能够知道它是真是假？

    杨仁恺：凭经验嘛。我当时看到几点，就说这是真的。第一点，这幅画的编年没有问题，而且它的内容和《东京梦华录》里的记载是一致的。比如，当时开封的桥是木头桥而不是石头桥。第二点，它是民间的风俗画，风味十足，非常细致，具有宋代国画的时代原貌。而其余那两张仿造的苏州《清明上河图》，一看就是坊间货，内容和历史上的文字记载对应不起来。另外，从画本身的技法以及人物形象所反映出来的东西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对于宋朝的那幅原作，多年来我从各种历史资料和文字记载中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结果，我一看到那张画，想像中的很多细节都和它一拍即合，当时我的眼睛就亮了，忍不住拍案叫绝！我那时候心里非常激动，真没想到，此生我还能看到它的原作！从“靖康之乱”算起，到现在足有八百多年了。

    我只求工作，不想什么报酬

     1922年，17岁的溥仪开始进行一项秘密活动——以赏赐弟弟溥杰为名，将故宫内的字画古籍珍品一包包运出宫外，这就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溥仪盗宝事件。这项活动一直持续了11年，盗运出的国宝达千件之多。伪满洲国成立后，溥仪将这些国宝带到长春，放置在皇宫后院的小白楼内。当年从溥仪身上截获的书画珍品虽有上百件，但与伪宫小白楼内存放的国宝相比，不及十分之一。1945年，日本战败后，溥仪潜逃，小白楼被伪军据守，除了当年经管的极少数人知道楼内存放着国宝外，值勤人员一概不知底细。为了追回这批国宝，在长春市公安局的协助下，杨仁恺开始了异常艰辛的清查工作。

    杨仁恺：：1952年，在东北老百姓中间出现了一些民国书画和古代善本书，东北局及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希望能把这些东西收购上来，不至流失，于是我就被派到了长春做这项工作。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叫做长春伪宫文物清理小组。我们做这项调查工作，经常要到监狱里去，调查那些被关押的国民党官员、当年长春伪宫的人以及旧社会文物商店的人，一个一个地调查询问。我们还制定了相关的文物征收办法，经东北局批准后实施下去，这样就把社会上一些人手头有的资源征收了上来，当时发现不少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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