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石学是个古老的旧学科名称，在宋代就已很发达。青铜彝器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青铜器有所谓传世和出土，其实，今天的传世器多是历代的出土器。

　　青铜器有鼎、簋、鬲、觚、爵、觯、尊、卣、壶、觥、瓿、方彝、盉、豆、敦、盆、鉴、盘等众多名目。按种类分有礼器、食器、兵器、工具、车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礼器。

　　青铜器的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商代到春秋时期的铭文，一般是铸成的；战国秦汉时期的铭文，大都是刻成或錾（zan)成的。有铭文的青铜器数量极多，单是西周有文字的青铜器即在三千件以上。铭文从几个字到几百字，是研究商周社会的重要资料；经科学发掘获得的青铜器的铭文价值更是巨大，尤其是具有明确纪年月日和月相纪录的铭文。 商周是青铜器辉煌的时代。

　　商代晚期青铜器上出现了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西周青铜器多铭文，且多几百字的长篇。比如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馆的毛公鼎，相传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腹内有铭文32行、499字, 记述周宣王诰诫，是一篇完整的册命。毛公鼎是现存铭文最长的一件青铜器。有些铜器可据铭文内容推定属于某王而成为标准器，最著名的如武王时的利簋。铭文内容可大略分为四类：1、记作器祭祀或纪念其先祖。2、记王之册命、训诫、赏赐。3、纪录战争大事。4、记田地纠纷及疆界事。东周铸有铭文的铜器日益减少，铭文除少数外一般都很简短。铭文的书史性质日趋衰落，逐渐变为艺术性的装饰。战国晚期铜器的铭刻，则多为物勒工名。

　　青铜器铭文，不仅是古文字研究的内容；而且有着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对历史研究意义重大。1976年在陕西省临潼县的一处周代窖藏中出土的利簋，腹内底有铭文4行、32字，铭文记载了甲子日早晨，岁星正当其位之时，周武王伐纣，并很快就占有商都之事。利簋不仅为西周铜器断代提供了重要的标准，也证实了《逸周书?世俘解》、《尚书?牧誓》等传承文献对武王伐商一事的记载。武王克商后二年去世，成王即位，周公辅政；管叔、蔡叔等不满，勾结商王之后武庚叛乱；周公决心亲自引军东征，三年平叛。这段重要的西周史实得到了小臣单觯、冉方鼎、禽簋、周公方鼎、鲁侯尊（明公簋）、沫司土迭簋（康侯簋）、刚劫尊等成王时青铜器铭文的证明。1965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县的何尊为周成王五年名何者所作,是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纪年铭的铜器。铭文记载了周成王继承武王遗志，为了更好地对付商和东夷的剩余势力，在天下中心营造成周（今在洛阳东郊）的事。铭文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互为印证补充。 铭文中多有关于当时社会经济的资料，如涉及土地制度的有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格伯簋、散氏盘等。勿鼎中有十分详细的奴隶交易过程纪录，同时也是有关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