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母戊鼎最早是在1939年3月被安阳武官村农民从侯家庄西北岗（或称武官村北地）吴家柏树坟园盗掘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已被日寇侵占。由于司母戊鼎个体很大，不好藏匿，村民为了不使司母戊鼎落入日寇手中，遂又将司母戊鼎埋入原墓之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安阳农民又将司母戊鼎重新挖出，因主权发生纠葛，该鼎遂归安阳县政府。

　　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的商代司母戊鼎是目前已知的中国古代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通高1.33米，口长1.10米，口宽0.79米，重达832.84公斤（这是1994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合作进行标准测量定的结果，旧说875公斤不准确）。鼎身呈长方形，深腹平底，口角有扉棱。口沿上有两个立耳，腹下有4个圆柱足（上部中空），鼎身四周饰以云雷纹为地纹的兽面纹及夔纹，中间为素面。耳侧面饰双虎食人头纹。鼎足上部饰兽面纹，中间有扉棱。经检验分析，司母戊鼎含铜84.77%，含锡11.64%，含铅2.79%。该鼎硕大厚重，庄严肃穆，是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典型代表。

　　司母戊鼎最早是在1939年3月被安阳武官村农民从侯家庄西北岗（或称武官村北地）吴家柏树坟园盗掘出土。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安阳已被日寇侵占。由于司母戊鼎个体很大，不好藏匿，村民为了不使司母戊鼎落入日寇手中，遂又将司母戊鼎埋入原墓之中。抗战胜利后，1946年4月安阳农民又将司母戊鼎重新挖出，因主权发生纠葛，该鼎遂归安阳县政府。同年10月，司母戊鼎被作为送给蒋介石的寿礼运到南京。蒋介石看后甚喜，下令交南京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收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归南京博物院收藏，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馆建成，南京博物院大力支援国家博物馆的工作，将司母戊鼎从南京运往北京，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中国通史》中陈列展出。

　　司母戊鼎出土时缺失一耳，为了寻找此耳，更为了弄清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的情况，根据盗墓人指认的出土地点，经过国家文物局批准，1984年9月－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队对出土司母戊鼎的大墓进行了考古发掘。该墓编号为殷墟M260，位于侯家庄西北岗殷王陵东区，解放前发掘的M1400殷王陵南面40米，1950年发掘的武官村大墓西南80余米，处于商代晚期祭祀场西侧。该墓墓室为长方形，南部有一条墓道，习称甲字形墓。墓口长9.6米，宽8.1米，墓深8.1米；墓道长24米，南端宽4.1米。木椁中置木棺，已被破坏。墓底有腰坑，内埋1人及1犬，墓中共发现殉人及人牲38人。该墓曾多次被盗，随葬品基本上已被盗一空，因此考古发掘没有发现缺失的那个鼎耳，仅发现白陶簋残片、玉戈、金叶以及石磬残片等。根据地层关系及白陶簋残片等的时代特征，发掘者确定该墓的年代属于殷墟2期，即商代晚期的商王武丁后期至其子祖庚、祖甲时期。

　　司母戊鼎腹内壁铸有铭文3个字，旧释为“司线戊”，“母戊”为墓主人的庙号（死后在宗庙的称号）。“司”读“祀”，即祭祀的意思。旧说认为这三个字的铭文表示该鼎为祭祀母戊而作。并认　为母戊是商王文丁（属于殷墟3期）之母的庙号，该鼎为商王文丁所铸，是用来祭祀其母。

　　但是，这种看法是与上述考古发掘所判定的出土司母戊鼎的M260的时代是不相符合的。

　　早在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已对司母戊鼎的铭文提出了新的考释：首先，将“司”字改释为“后”字。因为商代的文字书体较自由，可以正书，也可以反书。因此，“司”与“后”二字的字形是可以一样的，至于释“司”还是释“后”，应依铭文总体的文义而定，而在此处则以释“后”为妥。“后”在这里表示墓主人的身分，即她生前乃商王之“后”。因此，鼎名应更正为“后母戊”鼎。并且新说认为“母戊”并不是商王文丁之母，而应指商王祖庚或祖甲之母。因为从殷墟甲骨文来看，商王祖庚、祖甲之母的庙号也是“妣戊”，此说不仅从古文字学来讲可以成立，而且与上述考古发掘所判定的M260的时代也是一致的。我本人是赞成这种新的考释的。总之，司母戊鼎应正名为“后母戊鼎”，这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但是今天习称司母戊鼎已久，仍可沿称司母戊鼎。

　　再有，将司母戊鼎的时代定为商王祖庚或祖甲时期，更由于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的发掘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妇好墓的年代，根据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属于殷墟2期，即商王武丁后期至祖庚、祖甲时期。根据殷墟甲骨文的研究，妇好乃商五武丁的另一个王妃， 庙号为妣辛，所以妇好墓中同出有后母方鼎。而后母辛方鼎的形制、纹饰和铭文的风格均和司母戊鼎一致，这就有力地证明二者是同一时期的器物，司母戊鼎的年代确属殷墟2期，此鼎乃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而作的祭器，墓祭之后随葬于其母之墓中。